无论是家庭群里反复转发的“酸碱体质论”、“xx与xx不能同食”，是网络舆论场上不时更新的小道消息，还是各类广为流布又骇人听闻的都市传说，它们都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流言。
流言何以产生?流言与谣言的区别是什么?个体和平台面对流言该怎么做?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获得授权，公开中国传媒大学蔡静老师做客全媒派真爱群分享实录，拆解流言的起因与传播，帮助大家对当下的信息环境多一度感知与理解。
流言的产生机制
流言一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在古代，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把它和天意、神谕相关联。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流言和人心之间的关系，进入近代以来，流言研究超越了想象和猜测的范畴，开始进入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视野。尤其是二战的时候，流言的泛滥反而促使一批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认真钻研流言问题。
随着传播环境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在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各个层面都有着对流言更加具体的探究。可以说，流言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研究领域。
首先要明确一下，我们所说的流言，在国际学术界里面到底用哪个单词来指称?目前的流言研究中，一般用的是“Rumor”这个词。与它相区别的一些词我们需要知晓，一个是Gossip，它指的是流言蜚语，有点像个人小团体里面的闲言碎语;还有一个是Myth，它有时候被翻译成迷思，在流言研究的语境中它往往强调的是“迷信”或一些想当然的东西。
那么，流言是如何产生的?关于流言的产生机制，在学术上有三个层次的分支观点：
第一个层次，是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背景下，从控制的角度来解释流言的产生。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在二战的时候对战史流言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简单的流言控制公式：
R(Rumor)=I(Importance)×A(Ambiguity)
第二个层次，属于现代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学派里面的观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对流言做过专门的研究，最有名的是关于外星人的流言研究。他认为，这些流言实际上根植于集体记忆和深层心理，会不断通过新的形式复生。
第三个层次更加个人化一点，涉及的是我们个人的心理结构以及对信息的接受和反馈过程。所有的流言事实上是通过我们整体的网络来进行传播的，无论是古典时代的人际网络，还是现在的互联网，网络中每一个个体都是流言传播的节点。
在当下的网络社会中，流言公式也发生了一些修正和变化。事实上，由于近代以来心理学的崛起，当我们对整体社会的观察愈加深入，我们发现原来的那个公式过于简单化了。
其一，在R=I×A中，首先提到了重要性，现代心理学发现，“重要性”首先是一个“相关”的尺度。比如，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流言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重要，但对于远在美国加州或非洲的人则可能是不重要的。考虑到流言的群体性，在新公式中，重要性已经被相关性(Involvement)所取代。也就是说，一个流言是否会传播、在哪个群体里面传播，其实是和这个群体与该信息的相关性紧密相连的。
其二，Ambiguity指的是“含糊性”，但各项实验研究表明，在不同心理状态下的群体中，同一流言传播的方式和速度有所差异。所以，我们用“不安”(Anxiety)这个词来取代原来的含糊性。我们认为，群体的心理状态事实上是流言传播的心理条件，换言之，为何在地震的前后或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前后我们会发现大量的流言?这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群体处于一种易受刺激的心理状态。
其三，在新公式中增加了不确定性(Uncertainty)。它包含两个层次：既指客观环境的不稳定性状态，也是人们心态上对于信息来源的怀疑。
最后，我们还引入了信息接收者的批判性和判断力(Critical)。这是流言传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要素，它包括各种个人素质，比如性格、人生观、价值观、受教育水平、社会经济水平、心理健康程度以及社会参与度等。由此我们得到的新公式为：
R(Rumor)=I(Involvement)×A(Anxiety)×U(Uncertainty)/C(Critical)
总体而言，在流言研究的领域中，我们越来越发现对流言的关注其实不仅是对一个长期持续的人类传播现象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这一领域里面，我们看到了社会心理的横切面，发现了在应激环境里面的个人选择。
网络社会中的流言传播
我想首先强调一下流言和谣言之间的区别，然后介绍一下流言的属性，这样大家才能够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当下所处的前所未有的传播生态变革之中，流言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流言不等同于谣言。尽管在英文里面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在汉语的语境里面，流言和谣言之间实际上有一个极大的、关键性的区分：流言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布，而谣言则强调它的真假。
“谣”来自《离骚》中的“谣诼”，在中国的语言范畴里面，谣言一直是一个定性的、主观的对于真假的判断。在这个层次上来讲，如果我们在研究一个广泛流传的信息的时候，首先确定它为谣言，事实上是一种前置性的判断，这对于研究是不利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以流言来作为研究的起点。
既然以流言为起点，那么流言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和意见的集合，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互动，流言信息的内容也是一个不断构筑的过程。所以，当我们研究流言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研究它的信息，同时也在研究其背后的意见。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移动社交网络的时代，流言传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一点是圈层性和跨越性的统一。什么叫做圈层性?事实上，流言，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的流言，其传播在具有不同年龄层次和教育背景的受众中有着很大的区别。比如关于网红和明星的很多流言，它一般流传在年轻人和粉丝圈中;而健康流言往往存在于中老年人这个圈层里。
圈层性体现出网络社会本身并不是一个平等互通的网络。网络中有一些节点，虽然貌似和其他节点平等，但是因为其自身资源禀赋(包括人际关系、知识关系、工作关系以及兴趣爱好等)，导致TA成为圈层之间共通的一个节点。所以，某些流言会一直集中于特定圈层，而某些流言具有更大的圈层跨越性。这是我们在网络社会当中能够观察到的现象，而且这种圈层性的集聚和跨越的速度是以前所未有的形态而展开的。
第二点是网络流言的易逝性和牢固性。流言会不断被新的热点取代，但是另外一方面，流言又具有牢固性，在某个圈层里已经辟谣或证伪的事情，在另外一个圈层依然是活跃的，甚至依然是被坚信的。
当我们深究这个问题，就能看到流言传播确实是具有意见属性的。因为流言传播中充满了各种成见，比如对某些群体的刻板印象、对某些知识盲区的臆测。在流言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标签式的个体，比如说女大学生、富二代，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流言的主角?另外，新的词汇出现时，比如转基因、区块链、人工智能，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流言?
中国的传播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身处一个转型的社会，正在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转型，但同时这又是一个多层叠加的社会，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图景，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这个大的传播环境里面，充满着各种互相冲突的看法、观点与成见。它们都会寻找自己的代言者，而流言正是很好的载体。
第三点是在整个网络社会传播中存在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极端言论与仇恨言论的广泛传播。它们在流言研究里面有一个新的专有名词——“流言炸弹”。
国外有学者基于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小团体进行了研究，发现在这种小团体里面，有一些长期存在的、牢固不变的流言。而这些流言会在社区中像滚雪球一样变大，直至有一天突破社区限制，变成某种标签性的现实。
这种流言炸弹与引发暴力的社会行为有着极大的正相关效应。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内国外大家都对这类极端的语言保持着高度警惕。
综上所述，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网络社会同样是不均衡发展的，我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信息的争斗和重组。这对传播学和社会学而言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平台，但对于个人来说则引发了大量的混乱。
被流言“击中”，个体怎么做?
根据修正过的流言公式，大家可以看出，对流言进行鉴别，最核心的是要提高我们的判断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具体需要做什么呢?
首先是Involvement——我们要知道这个流言和谁有关：谁是流言的利益相关者，谁是利益受损者，谁又是中立者。找到重点关注对象有助于帮助我们进行更清醒的判断。
举个例子，有的同学可能会在学校和工作单位中听到一些流言。那么，首先你要知道在这个流言中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位置，之后你才能够知道是否需要澄清以及找谁澄清。
其次是Uncertainty，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如何澄清的问题。当一个流言传到你这里的时候，它可能已经成为了你所在的小团队里面的一个共识。那么，如果自己是流言的当事人，你得考虑自己需不需要澄清。如果需要澄清，是找你的上级领导澄清，还是找你的朋友澄清?也就是说，每个小团队里面都有相应的意见领袖。如果你需要自己发声，那么如何保证这个发声是有效的?   
有一些流言，个人的过激反而会刺激它的传播。你可以通过转移话题的方式来让这个流言渐渐被淡忘。很多明星工作室在进行澄清的时候，实际上采取的就是这种拖延、冷却的办法。
最后，流言公式中还有一个Anxiety。这一点实际上是要求，作为流言的当事人一定要控制好情绪。因为我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做出来的判断和行为往往是不可取的。
以上三个层次的解释，更多是基于本人是流言当事人的情况。那么，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如何辨别信息的真假?我的建议是，主动突破你的信息茧房，寻找更加合理的信源。
这一点非常有趣，因为在中国的互联网社会里面，用户的媒体使用习惯的代际差异非常大。这导致的结果是，不同的代际群体面临的媒体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从普遍意义上来讲，要在信息泛滥的社会里面寻找真实的信息，一个最基本的方案就是拓展你的视野和知识背景，寻找真正的能够获取知识的平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平台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不能忽视的平台
平台真的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今天的网络社会中，我们基本上不可能离开平台去获得更多的声音。尤其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平台需要真正做到信息的透明传达。因为在整个社会的众声喧哗中，有些声音容易被遮蔽和忽视，但它又是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空间去留给这些声音。
举个例子，在科学传播领域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是英国的科学媒介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 20 世纪末，转基因技术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热火朝天的讨论中，人们发现，要做好对转基因等新技术的介绍，离不开公正的科学家的声音，也同样不能缺少能把这些声音恰当传达出来的机构。
所以，为了理解转基因技术并对其进行独立的监督，英国科学媒介中心成立了。它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机构，主要依靠慈善基金、政府、企业和公众捐款来运营。为了保证公正性，它规定每一个捐赠方的捐赠金额都不得超过机构募资总额的5%。
科学媒介中心的日常工作是：一方面为BBC、路透社等媒体提供渠道去寻找到公正的专家;另一方面，他们会定期公布一些在民众中容易引起误会的科学技术的解释，这些解释同时又受益于一些科学记者和志愿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不管是转基因，还是后来的日本福岛核灾难事件，都得到了较好的全面报道及科学解读。   
在中国，知乎、果壳、腾讯智库和人民网等已经通过各种自建的平台和APP在做一些辟谣和信息澄清的工作，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但现阶段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第一，平台本身的声音不够大，难以覆盖某些群体;第二，平台本身的声音被质疑，而质疑则引起更多其他噪音，当质疑和噪音包围平台的时候，平台自身的信用受到损失;第三，实际上，平台在事实核查方面确实还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支持，不管事实核查是来自规范性媒体、科学家或是事件当事人，平台往往做的是一个复核的工作，而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里面的支撑力量究竟是什么，确实是值得深思的。我们现在的传播环境还需要更多的透明度，需要更多的渠道表达和竞争性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判断力。而一个有判断力的群体、一个有判断力的民族是不那么容易被流言所误导的。
最后我还想提一点，欧盟已经推出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这个条例当然有关于信息安全和保护隐私的部分，但是它更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人类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混乱的网络信息环境的时候，我们要寻找相应的法规来保护自己、保护他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同样也需要中国特色的数据保护条例。
当下的整个社会焦虑感是较强的。面对这种焦虑感，我们需要聚集整个社会的力量，用实际行动来共同应对。如果我们能够有力地运用好对流言的观测，能够有方法对流言进行更好的澄清，同时又做好减压阀的工作，那么这对于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都是有益的。